思维的花火——史前陶器:技术与社会(屈家岭·2018)在湖北省屈家岭开幕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伟以屈家岭遗址烧坑类遗迹为视角对史前陶器的特点及其演变的动因进行考察。他认为屈家岭遗址史前陶器特点的变化与可能为陶窑性质的烧坑类遗迹关系密切。对不同类型陶器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烧制技术的进步;同时烧制技术的发展为生产不同用途的陶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烧坑或明确为陶窑遗迹及其相关证据链的不断发现有助于从烧制技术的角度直观地认识陶器特点变化,进而更深入地解读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信息。

  开幕式

  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相结合,为陶器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这对于陶器研究在多学科视角下产生新的发现有重要意义。

  会议现场

  中央民族大学朱萍通过陶器制作性别分工的民族考古学思考得出,影响陶器制作性别分工的原因主要有陶器形制和种类、陶坯成型技术、制陶时间、制陶场所、制陶收益、宗教信仰、制陶者的体质特征、家庭劳动分工和婚姻形态等;专业化过程中,制陶者性别的转变也与家庭劳动分工有着密切关系。

  会议为期2天,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山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以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18家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大会,对史前陶器研究提出新问题,共同探讨陶器研究的发展。

  史前制陶技术的变化与当时的环境变迁、人口迁徙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息息相关。淮河中游地区史前制陶技术与同时期周边大部分地区的制陶技术具有一致性,但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雷认为淮河中游史前文化历经石山孜早期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二期文化、尉迟寺类型和龙山文化五大阶段。双墩时期开始,淮河作为南北的过渡已经确立,尉迟寺类型时,陶器开始有专门的制作地,这对于文化面貌的统一以及制陶技术流通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荼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表示大量肉眼可见的痕迹和现象为我们了解陶器成型的技术和步骤提供了信息支撑。借助模拟实验、民族学资料、现代制陶工艺等手段,通过观察陶器或陶片内外壁及断面的痕迹,初步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成型技术类型的空间分布以北方泥条盘筑、南方泥片贴筑为主,而新石器时代晚期西部以泥条拉坯,东部以快轮制陶为主。

      
8月20日上午,“史前陶器:技术与社会(屈家岭?2018)”在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承办。

  知史明今:研究回顾与展望

奥门永利误乐域,  中国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赵辉教授,国家博物馆李文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屈家岭管理区工委书记李宏伟,屈家岭管理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冬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运兵研究员主持,赵冬安副书记及李新伟研究员分别致辞。

  北京大学崔剑锋通过科技手段分析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得出两个文化黑彩的颜料都为一类铁锰矿物;施彩时均使用软笔蘸稀释的彩浆绘制;仰韶文化直接将很细的颜料颗粒和粘土配成浆状绘彩,大溪文化在此基础上加入动物胶或者植物胶等有机胶绘彩。他认为两个文化对于黑彩施彩技术的异同表明大溪文化彩陶技术除了向仰韶文化学习外,还有自己的技术创新。

  赵冬安副书记代表屈家岭管委会对学者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他对屈家岭管理区的地理位置以及遗址情况做出简要介绍。他指出,屈家岭遗址是我国长江地区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工稻米、薄如蛋壳的彩陶器、极具辩证思维螺旋上升式的纺轮彩绘对于研究我国史前人类聚落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屈家岭遗址公园的建设基本完成。他表示弘扬民族文化是我们的重要使命,此次研讨会是学习的良好机会,希望能够在和专家学者探讨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对屈家岭遗址的保护发展的良好建议,并且利用会议的研讨成果进一步续写新的辉煌。最后,他预祝此次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陶器制作工艺研究是史前陶器研究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史前陶器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器物类型学外,陶器技术痕迹的观察与分析也得到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技术痕迹的观察与分析不仅对陶器标本特征的研究有帮助,对于陶器标本所对应的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合影

  陶之制作:技术痕迹的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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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之功能:陶器的使用与史前社会

赵辉教授做学术发言

  开幕式结束后,将进入会议研讨环节,会议研讨环节共分为6个模块,20多位学者围绕陶器的研究史、技术痕迹的分析与观察、多学科视角下的陶器研究、陶窑的考察与研究、民族学与模拟实验以及陶器使用与史前社会等议题,探讨史前陶器的技术与社会,对史前时代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陶之烧造:陶窑的考察与研究

  李新伟研究员首先在致辞中提起本次大会的发起缘由。指出是年轻的学者们创立并组织了此次大会。此次会议的重要特点是参加者大多数为80年代后的年轻学者,他希望年轻学者们通过对陶器的讨论能够激起对史前社会的思考。他同时提到,5300年前后,庙底沟文化解体造成了中国史前社会发生重要变革,屈家岭文化正处于这一时期。豫西及关中地区均发现屈家岭因素,同时出现水稻。这均体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兴起和北进。屈家岭和城河遗址的最新发掘让考古界对这一时代有了新的认识,并对江汉地区在中华文明演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了新的思考。最后,他对屈家岭管理区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预祝此次会议获得新的成果。

  赵辉教授指出这是一场青年学者的学术盛会,同时对会议的主办方、承办方表示感谢。他作了题为“当今考古学的陶器研究”的主题发言。陶器遗存是数量最大的考古资料门类,形态复杂多变,与人们生活的大多数活动相关。因其是考古学遗存中最为“敏感”的门类,并含有丰富的信息,所以要重视陶器研究。陶器研究对于物质文化史和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陶器研究体系。要从陶器的“生命过程中”认识陶器,从出土背景、实验考古、民族志等方面理解陶器,从社会属性中解释陶器。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信息的记录,确保陶器信息被没有遗漏的榨取,同时注重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从相关性角度分析,作技术性串联,整理出相关信息做出历史解释。他建议我们要明白自己从事的研究在这样一个复杂庞大的研究体系中的位置及与“左邻右舍”的关系,这样,才会不断开拓和进步。

  围绕最后一个模块,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广明研究员主持了评议讨论。他表示学者们将研究当作事业这一精神非常值得钦佩,同时他指出无论陶器研究还是陶器社会研究,本质上最终要回归到考古层面。学者们就残留物分析、制陶痕迹分析、功能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古代陶器的产地问题其实可分为日用陶器和特殊陶器两类分别讨论。国家博物馆郭明建以龙山文化白陶为例对古代陶器产地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通过分析来自城子崖、丁公、尧王城、两城镇山东龙山文化4个遗址的50件白陶样品的科学分析表明,遗址的多数样品为本地生产,两城镇和尧王城的部分样品应为鲁西地区生产。

  围绕以上两个模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主持评议讨论。他指出第一个模块主要是透过陶器来分析社会,特别契合会议的主题。后一个模块均属于民族考古学调查,能够通过观察得出遗物、遗迹、区域与人之间的关联。学者们就矿物成分、标准化分析、岩相分析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双墩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淮河中游地区独具地方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地处中国史前四大文化圈(中原、海岱、长江中游和下游)的过渡地带,所以对双墩史前社会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前文化作用圈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东表示该文化是史前夹蚌陶发展的高峰,黑陶渗碳工艺有很高水平,彩陶工艺具有地方特色。破损后的陶器和其他生活废弃物堆积储存后用于聚落内部的铺垫活动,这种生活废弃物的利用方式在淮河流域商周时代的土墩(堌堆)遗址内仍十分常见。

  陶器的烧造作为陶器制作工艺中的重要环节,陶窑的考察与研究也成为陶器研究与陶器制作工艺的重要纽带。

  陶器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陶器遗留的痕迹和现象是研究史前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的重要证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文杰先生认为古代制陶技术研究中有八个热点问题,怎么样划清手制、轮制、模制三类成型方法的界限,是解开热点问题的突破口。他指出要以陶器上遗留的痕迹和现象作为研究结论最可靠的证据,以模拟实验作为验证结论的手段,通过灵活运用多学科思维提出新的观点,引导古代制陶技术研究进入新阶段。

  民族学调查与考古学相结合,能够进一步拓展陶器研究与人之间的关联,将史前陶器与社会紧密结合。

评议讨论

评议讨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瀚龙通过对上山遗址陶器标本的器型、陶系、彩绘、陶衣、纹饰、制法进行观察,在量化统计的基础上,发现上山文化早期由夹炭红衣陶占主导地位,晚期陶色灰暗;早期陶胎普遍掺和大量的稻壳和稻叶,后该工艺特征弱化,中期泥质红衣陶,晚期夹砂陶的比例明显变高;陶器主要采用直接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纹饰类型以细齿状纹数量最多,而大口盆、陶罐、平底盘是纹饰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器类。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涂栋栋通过东亚和西亚早期陶器的比较,认为西亚的陶器产生于定居农业社会,可能是对旧石器晚期出现的石容器技术和石膏利用技术的继承。东亚和西亚早期陶器的不同可能体现了早期饮食习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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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器的研究复杂却并不孤立,将陶器的功能研究与史前社会相结合,是一种研究的进步。

  温故而知新,对中国古代陶器的研究历史进行回顾有助于新研究观点的产生。山西大学王小娟将中国古代陶器的研究历程划分为探索-累积-进一步发展三个阶段,从开始仅掌握陶器特征、辨识遗址相对年代到由制陶工艺技术史研究上升到对社会层面的探讨,国内考古学者开始进行反思,陶器研究方法不断多元化,研究思路不断拓展。结合传统类型学、科技检测分析、实验考古、民族学调研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对比后,她提出考古学文化内部的变迁,可能在羼合料的选择上更能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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