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的孩子们

郭家源,元阳县委机关干部,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他在山丘上撬石头敲公分石,中午饭不能回家吃饭,他那两个懂事的儿子,大儿子十岁,小儿子六岁,兄弟俩提着饭盒到山上找爸爸吃饭,不管气候炎热,天阴下雨都如此,他一见到俩个儿子送饭来,就含着泪水往下咽,全身增加了力量,再苦再累要把他们抚养长大,坚强地苦熬人生。

卢金凯夫妇,省委党校教员,双双罹难,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女儿学习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后,农场不准报考高中,但孩子很争气,在父母的辅导下,发奋自学完高中课程,考上云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当右派这顶沉重而又巨大的帽子,扣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时,群体中人,他们的孩子有的已经大了,有的孩子还小,有的还没有孩子。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妻子们共同经历了漫漫二十一年苦难的历程,他们的孩子们也跟着遭殃了二十一年。

汪君,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接受监督劳动的处分。他爱人虽然是医生,一朝染上右派的病毒,就被弄到农村四处流动行医,随时挨批斗,无法无力无处安置和照顾儿女。汪君只好带着才两岁的儿子一起同吃同住在河边的小棚子里。荒郊野岭,举目四望,一片凄凉。寒风袭来透心凉,苦雨飘洒添惆怅,乌啼鸡鸣声悲切,秀才落泊真造孽。触景生情,思绪万千,这昔日硬汉不禁嘘欷不已!更令他惴惴不安的是每当夜深人静时,豺狼绕着棚子转,嚎叫声不绝于耳,怀中紧抱着孩子,惊恐、焦急,彷徨,茫然,长夜漫漫何时旦!万般无奈只好把儿子寄养在一老农家里。

黄梅芳,女,当时27 岁的她,带领三个孩子(大儿6 岁小儿5 岁女儿3
岁),前往农场接受监督生产。每月生活费16 元2
角,如四人都在食堂开伙,只够两人的伙食费,所以只有她一个搭伙每月支付7
元,其他三个孩子买米回来煮吃。每餐定量分饭,4
张嘴吃一份菜饭当然不够吃,经常找些山茅野菜如蕨菜、灰条菜、苦荬菜、马蹄叶等来掺着糊口。假节日上山捡柴草,苦山桃、紫黄泡、旧军粮等野果就是孩子们童年时的嘴头食了。所谓的“美味佳肴”也并非没有享受过,但仅只是一回罢了,那是一个下放干部丢出窗外的云腿罐头盒被孩子捡回家来,拌饭吃,将空罐中的火腿油及残渣伴得干干净净,闻着喷喷香,吃得舐指头,可算得一餐“美味珍馐的佳肴”了,多少年后都难以忘怀。队上几次供应红糖、豆腐、饼子等都无钱购买而放弃,为了能买上供应分配的物品,只有想法增加一点收入。虽然过去曾经“十指不染阳春水”,而今只有替人洗衣服(衣服一套一角钱,被子两角钱)。除此之外,夜间点上小油灯替缝纫社锁钮洞。毕竟孩子在成长,他们希望隔几天每人能吃上一个鸡蛋。她想蛋是鸡下的,买蛋不如买鸡来生蛋才现实。谁知辛辛苦苦积赞下来的6
元钱买回一支下蛋母鸡,下了一个蛋就呜乎哀哉了,她气得头脑发热浑身无力。虽然孩子们弄来煮吃,可她胸闷气撑无法消受。有一天小儿子到食堂打饭菜不小心跌了一跤,将唯一打饭菜的土大碗落地开花摔成碎片,地上的饭菜引来了铜嘴铁爪争食。面对当时的情景,她咬紧牙关,强忍眼泪,不知是悲是愤低吟出:“落地开花响咣当,一曲悲歌枉断肠,少儿不知柴米贵,遍撒饭菜作鸡粮”。女儿用瓦罐去打井水,将唯一打水罐也葬送了,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好比“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她只有教导女儿:“井里取水本用桶,无桶用罐也无妨,晃摆千万要谨慎,一旦碰壁就遭殃。”在那艰辛的岁月里,她的三个孩子是听话的,也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买回供应的一个饼子只好切成几丫,孩子们说:“妈妈,我们那天能够一人分得一个饼吃就好了。”她听了心如刀绞,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流。孩子们替她擦干泪水说:“妈妈别着急!我们会长大的。”由于孩子们这句话,使她树立了对生活的信念,坚定了她克服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她想困难和屈辱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孩子们长大该入学了,学校对困难户子女免费入学,但做作业的本子和笔又无钱买。孩子们想办法从地里肥料堆上拆化肥袋包装纸,拿回来叫她帮他们订成作业本。写字用的笔是老师集得短节短节的铅笔给他们用的。老师借给大儿一支水笔,用到毕业时才归还老师。至于孩子们穿的衣服,不论是炎夏与寒冬,只是一套卫生衣,所谓“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缝缝又三年,”就是孩子们当年穿着的写照
。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读书是很用功的,三个孩子都带上了红领巾。只是小学毕业就不能升中学了,因为当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规定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子女不得上中学;虽然他们的学业成绩在班上算是最好的,也不能例外。老师都觉得十分可惜又无力回天。真是一人罹难全家遭灾,贻误子孙后代,工、农、兵可以上大学,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年纪轻轻就与书本绝缘,十三、四岁就参加生产劳动,和成年人干一样的重活。苍天有眼,当历史翻了一个坎,土没有压住喷泉,孩子们圆了大学梦,成为国家有用之材。

闵竹,女,云南省级机关干部,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到农场前她已怀孕,孩子生后,因身处逆境,得不到很好哺育夭折了。班长派人用箩筐抬出去掩埋,痛心已极的闵竹还不敢放声大哭,害怕被认为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只好默默流泪。

杨绍孔,保山县供销社工职工,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年近五十的杨绍孔家中丢下年过七旬的老母和多病的妻子,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子女。每月领得为数不多的工资后,扣除伙食剩余的都全部带回家,帮补家用,自己无钱添置衣物,衣服烂了自己打补丁,补丁重补丁,衣着褴褛,像个叫化子,只是不乞讨而已。大跃进时期,饭不够吃,每餐饭后他都要喝一大碗盐水,人大肚大,长期饿肚,营养跟不上导至周身浮肿,劳动很吃力,经常受到批斗。他为了支撑这个家,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羞辱,终于熬过了“大跃进”这道关口,他活了过来。1976
年一天夜里,他突感身体有所不适,急呼同室的赵体华,帮他拿药
(事先准备好的中草药),药拿到时他已不省人事,在送往场部医院途中死亡。他是不愿意死的,因为这个家庭还离不开他;他又不得不死,长期遭受的折磨摧残了他的生理机能;他死得很干脆,仿佛是说:我生前没有给家庭带来欢乐,我死也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死后,这个家庭也就毁灭了,老母弱妻相继死亡,连棺材都得不到一口;姑娘被人拐骗到缅甸;小儿子流浪乞讨,因犯法坐牢了。三中全会后,农场补发了当年克扣他的粮价补贴及一级农工工资,他的份额已无人领取。

说白了,反右实际上是一场恐怖运动,毛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运动?古巴共产党的领袖费代尔•
卡斯特罗帮他说出了他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革命需要有敌人……要发展革命事业,就必须有个对立面,那就是反-革-命。”就以官方公布的五十五万人算,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四百万人,都成了不可信任的人。右派的孩子们,孩子们的孩子,以往吃过苦头的和现在没有吃过苦头的,你们是不是想过,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罪恶的根源是什么?只有找到它,埋葬它,吃过苦头的和没有吃过苦头的,才不会再吃苦头再遭殃。

杨群,女,云南省文化局电影科科长,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抛下四个月的爱子,离开结婚一年多的丈夫,于1958年4月离开昆明去农场,开始了接受监督劳动的生涯。1962
年春节前夕,弟弟带着她的儿子来农场看她。当时正集中场部学习,准备迎接春节的到来。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先听到卡车的声音,接着有人高声叫着:“杨群,快来接你的儿子!”她急急忙忙赶到车前接儿子,心里是多么高兴啊!夜已深了,她将弟弟安排在男宿舍里,抱着儿子返回宿舍。虽然1961
年探亲时和儿子相处了十几天,但母子相聚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她是多么珍惜这次相聚的机会啊!快走到宿舍门口时,儿子突然从她的怀里挣脱出来落到地上。儿子背对她说:“你不是我妈妈,我不跟你去。”天啊!她惊呆了,俯下身去劝儿子;“你好好看看,我就是你的妈妈。”儿子一动不动地站在寒风中,不断地重复那句话;“你不是我妈妈!”她的心像被刀刺般疼痛。是谁制造了这人间悲剧,让母子不能相认。不论她怎样劝说儿子依然如故。她忍住悲痛,看来今晚要说服儿子是不可能了,她也不忍心让儿子继续在寒风中受冻。无奈地推醒已经熟睡的弟弟,把儿子送到弟弟的床上。直到第二天,经过反复做工作,许多难友也纷纷来帮忙劝说解释,儿子才接纳了她这个妈妈。

张明义,部队文艺工作者,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表现得很好。在农场搞过宣传,参加文艺演出队,深得领导方面信任,很早就摘掉了帽子,解除劳教。一句话冒犯了指导员,指导员叫人拿来绳子,亲自动手把张明义狠狠捆了起来。在动手之前,张明义请求道:“指导员!我希望不要在这里捆我。在家门口,当小孩的面,影响不好!”失掉理性的指导员(或者说失去人性吧!)那里听得进去,也许他正要在张家人面前耍威风。张的妻子和两个稍大点的、“懂事”的儿子在一旁默默的淌眼泪,只有尚在吃奶的小儿子吓得哇哇大叫,紧紧的躲在母亲怀抱里。人们站在远处,也默默的淌眼泪,静静地观看着黑夜中演出的这一幕。

陈捷,云南省计委干部,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他是带着刚会走路的儿子到农场来接受改造的。靠他十六元的生活费维持父子二人的生活是很难的啊!为了生活,他把值钱的衣物都卖了。他身处逆境和劳累,但从不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利用空余时间教孩子识字写字。孩子不仅失去母爱,同时也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打他、骂他“小右派”,他在同学中间是低人一等,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孩子无辜如此受辱,谁不心痛。

张景雯,女,曲靖县委文教口副组长,丈夫吕华民是曲靖县委书记,夫妻双双划右派。第四个儿子出生在那个多难的年代,刚到人间九个多月就在缺奶断粮中活活饿死。她随女社员们下田抢收抢种(男强劳动力都外出大炼钢铁)。连夜苦战“放卫星”,下“样板田”、挑粪、挖板田因劳累过重,患了子宫脱垂的妇科病,仍坚持每天出工,在收工回家的路上还要找好烧柴、野菜,从不因病误工,发誓要坚强地为孩子们活着。他们不能失去妈妈。
1975
年秋,二儿子下乡当知青两年多,他的表现,得到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一致好评,被推荐上大学。经过几个招生单位的体检、考试、正准备录取,又被父母有“政治问题”卡住了。一夜之间她急白了头发,一向平和从不求人的丈夫吕华民也愤怒了。一对右派夫妇共同去为孩子将被剥夺的求学权利,四处奔走,找有关人员申辩抗争讨回公道;最后以“可教育好子女”名额圆了儿子的大学梦。

徐之聪,被划为“右派”后,爱人受到无端的政治压力,被迫离婚;丢下四、五岁的儿子,由徐带来农场。为了儿子的成长和将来,再苦再累再难也要让孩子读书,受教育。三角地距场部一公里多,孩子每天步行到场部小学读书,一天要跑四趟。在一个霜冻白茫茫的傍晚,寒风刺骨,孩子放学回家,来到半途中的十字路口,被两只饿狼叼到地头,把棉衣和裤子都撕成碎片,两条腿的肉啃得精光,奄奄一息,已经休克。小平地的难友赴场部参加集中学习,路过发现,迅即向队上和场部医院报告。父亲收工回来,打好饭等儿子回来吃。左等、右等不见来,放心不下,就沿路去找。找到十字路口,跑去一看,啊!眼前发黑瘫在地上。待清醒时,泪水不住地往下淌,唉!我的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天哪!此时为抢救而拦住一辆过路马车,急忙抱好孩子和赶来抢救的人坐上马车往场部医院赶,口中叫着,要求医生救救我的儿子,救救我的儿子,医生赶来被此情此景吓呆了,不住地哀叹,整个下肢一点肉都没有,是一架光骨头,其状惨不忍睹,如何抢救呢?!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这无辜的孩子断气。儿子死了,完了!什么都完了!奥门永利误乐域,!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沈迎春,泸西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孩子刚满周岁,送到宜良交给双目失明的外婆带着,老人家同时带两个刚学走路的孩子,用两根布带像栓小狗一样的栓着孩子,一只手拉着一个,怕孩子跑出家门出事。

李国云,保山一中教师,共青团员,整风时得到上级信任任记录员,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他的妻子要到农场来看他,四岁的儿子跟他在一起,孩子听到妈妈要来很高兴,但看到爸爸穿的那条补了许多补丁的裤子,就说:“爸爸,你换一换那条裤子,不然妈妈会难过的。”是呀!连四岁的孩子都看得出凭布票穿衣服时的寒酸,李国云只好换了条裤子,再去接他的妻子。

张轶中,女,云南大学教师,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她生第一个孩子时,医生检查骨盆太小要剖腹产,因为是剖腹产而输液,孩子在对面床上,怕孩子被苍蝇叮,就请人盖一块纱巾在脸上,岂知孩子一哭,就将纱巾吸进嘴里,周围没人,她不顾一切将输液管拨掉,爬下床将其抱到自己的床上,有惊无险。生第二个孩子时,要她在农场医院作剖腹产手术,想把她作为练手艺的试验品,后来还是在同病相怜的邓世佳医生坚持下,才同意她到弥勒医院去生产。右派丈夫被派往很远处挖水沟,放假天也回不来,她一人领两个孩子,还要照样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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