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的真相是什么 长沙会战日军偷走国军什么机密?

地图是研究战争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没有地图,再怎么精彩的文字描写对很多人来说都缺乏实感。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地图究竟是怎样的呢?再者在这场战役中一直备受争议的双方伤亡人数究竟最确切的数据是多少呢?
第三次长沙会战地图奥门永利误乐域 1奥门永利误乐域 2奥门永利误乐域 3奥门永利误乐域 4
第三次长沙会战双方伤亡
此次会战,据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及第九战区发表的战绩称:日军伤亡56944人(其中亡33941人,伤23003人),俘虏日军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官兵139人,缴获步骑枪1138枝、轻重机枪115挺、山炮11门、无线电台9架及其他军用品;中国军队伤亡官兵31346名。而据日方战史统计,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打死军马1120匹,打伤646匹。

奥门永利误乐域 5长沙会战
长沙保卫战前三次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0.7万人,中国军队共伤亡13万人。
长沙会战的真相是什么
长沙会战共四次,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前,1938年11月13日,日军攻占岳阳,距离岳阳尚有130多公里的长沙当地驻军,在仓惶之中奉蒋介石“焦土抗战”的密令,于凌晨2时在长沙城内数百处同时放火,使全城成为一片火海。长沙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百姓三万余人,数十万百姓伤亡或无家可归。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10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24万对付日军12万,日军攻至长沙城下,击溃国军10余万,因担心伤亡过大而主动撤退,第二天,得知日军撤退的消息后,薛岳下令反攻,趁机收复失地。国军伤亡4万余人,日军伤亡3千余人。——战后,薛岳向蒋介石报告大捷,蒋问俘虏缴获情况,答曰:无。蒋某人气的肝疼,但为了不影响士气,只好捏住鼻子认了这次“大捷”。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17日——10月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30余万对付日军约10万,日军连续发动猛攻,仅以伤亡不到7000人的代价,连续击溃薛岳4个军,并攻进长沙,后因准备太平洋战争而主动撤退,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战后薛岳不好意思宣称大捷,
蒋问俘虏缴获情况,答曰:俘虏8名。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第三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30余万对付日军第3、6、40师团和14旅团共12万(还有资料称第40师团和14旅团并未参战,因此日军参战总兵力为5万多,这个数据待证实).国军采用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取得长沙大捷。这次日军伤亡虽然只有6000人,但确实是被国军打退了。因此薛岳再次向蒋报告大捷,共毙伤日军5.6万人。
蒋查看缴获日军枪支,发现竟然是“中正式”,于是大骂薛岳“谎报战绩连脸都不要”。
第四次长沙会战
也被称为长衡会战,这次会战,日军28万攻国军30余万,6月16日,日军抵达长沙城下并发起进攻,19日攻占长沙,被击溃的国军主力仓皇溃逃,导致衡阳守军孤军无援,战败投降。这一次,“谎报战绩连脸都不要”的薛岳也实在不好意思称自己是大捷了。——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比薛岳更不要脸的果粉们把衡阳保卫战吹嘘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之战”,虽然我的记忆里,斯大林格勒我记得投降的是保卢斯而不是朱可夫……
奥门永利误乐域,长沙会战日军偷走国军什么机密?
涉及战略要地的地图都有编号并特别注明“军事机密”字样
30张发黄的老地图上大多有些水渍的痕迹。说起这些地图的由来,成洋告诉记者,8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古玩市场转悠时,看到一位老人在兜售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我想着这些地图不仅具有收藏价值,而且有警示和教育意义。就硬缠着那位老人,最终买了下来。”
30张地图中,有17张的背面有某测绘局收藏的印章和收藏文件编号。“这些地图当时既能作为民用地图,也可作为军用地图使用。”成洋淘得这些地图后,曾找到湖南省测绘局有关专家鉴定,专家们都称这些地图绘制真实可靠。“可见当时日军为侵略中国,在侦察和勘测上下足了功夫。”
这些地图主要涉及长沙城区和长沙、宁乡、浏阳、湘阴、益阳、沅江、平江、湘潭等周边地区。有长沙城区、青山市、金井等战略要地等10张地图特别注明了属于“军事机密”字样。同时,这10张地图也有编号,长沙城区地图的编号为“长沙九十一号”,宁乡县地图编号为“衡州一号”。
每一张地图上都注明了测图、制版和印制时间,如长沙城区地图就标明是中华民国8年测图,昭和13年制版等字样。测图时间最早的是中华民国8年,最晚的为中华民国26年,时间跨度18年。其制版和印制时间最早的为中华民国9年5月印制,最晚的为中华民国34年6月印制,时间跨度25年。其中,大部分地图在1936年至1938年印制。
“待地图印制完毕,日军发动了长沙会战。1939年9月,日军突破汨罗江和新墙河两道防线,从东、北两个方向直扑长沙而来,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成洋认为,日军前后发动3次长沙会战,绝对不是打到哪儿是哪儿这样简单,确实是依据早前准备好了的地图有备而来。
日制老地图用五万分之一比例尺标明橘子洲头东边对岸码头
30张地图上清晰地标示了不同区域的等高线、标高及战略要冲和交通要塞,就连散落的村庄、独居的农舍、山间羊肠小道、平地小沟渠及其通向何处等也无一不在标注之列,足以说明早在长沙会战前,日军就对长沙及其周边地区资源、文化、兵要地志进行了大量细致、隐蔽的侦察。
“长沙九十一号”地图标明了水陆洲东边对岸所有码头,其中,连接长沙东西两岸、位于橘子洲头上游的渡口作了特别注明。地图用的比例尺竟是五万分之一,也即是说,地图上的1厘米等于实地500米。“在作战地图中,这是20世纪最精密、最实用的了。”湘江东岸的重要街道都作了标注,湘江西岸的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在图上画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汉字,山顶制高点和山腰等高线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了若干米,所有道路也都标明了分段里程……
在这张地图上,现在位于金源大酒店南边的小林子冲路的东端连接着梓园路。4月30日,记者依据这张地图,很快就从小林子冲路走到了梓园路。“可以说,长沙老城区的主要格局与当年没有什么变化,一些老街老巷都在这张地图里有标注。”成洋多次依照这张地图在长沙老城区穿行,“几乎没有失算过,不得不惊讶日制‘老地图’的精密”。
1942年1月1日凌晨5时,长沙东郊失守,日军开始集结兵力攻击阿弥岭阵地。战况非常激烈,激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只能向侯家塘、小林子冲边打边撤,撤退中,日军居然从一条小巷奇袭抄了国民党军队的后路,致使一个营的国民党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与国民党守军在长沙城区的开福寺、上潘家坪、唐家巷、上大垅、湖积渡等处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和巷战,而这些地名在这张地图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在这些地图中,有一大部分是紧邻长沙东、北两个方向的重要关隘和乡镇详细地图,如浏阳市的镇头镇、永安镇,长沙县的金井镇、安沙镇、梨镇等。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都是从长沙东、北两个方向进攻长沙,几乎每次都是从这几个乡镇狂奔而来。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一路从金井镇驻扎到了长沙东部永安镇,另一路从安沙镇打到了捞刀河镇。1941年12月31日正处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白热化阶段,日军第3师团一路急进,到达梨镇后,就直接徒步从磨盘洲渡过了浏阳河,兵临长沙城下。“这些都说明日军是依据长沙周边乡镇的地图发起进攻的。而且,每次战败后,他们也是依据这些路线有条不紊地后撤。”成洋说,他看过不少三次长沙会战的资料,发现日军进攻和撤退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日军是如何绘制长沙地区地图的,至今还是个有待破解的谜
据离休老军人章明回忆,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八路军等部队限制提供地图,而且国内绘制的地图远没有日军地图精良,因此,从抗战时期起,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使用的作战地图,多是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每次战斗打败日军,首先是抢占他们的电台,然后是搜缴他们的地图,缴枪倒是其次。“当时,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范围很广,可以覆盖整个中国领土;数量也非常大,几乎每个团都可以配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
长沙地区处于中国腹地,为什么日军能弄得一清二楚?日军的这些军用地图到底是怎样绘制出来的?这项庞大的工程是怎么完成的?成洋说,这至今还是一个值得研究、有待破解的谜。
当时侦察卫星还没发明,飞机高空摄影技术也十分幼稚。成洋猜想,日本人应该是主要靠手工操作的方式完成测绘。这就必须派遣大批特务间谍,收买汉奸,窥探五湖四海,窜遍中华大地,收集资料,窃取情报,年复一年,才能“大功告成”。
那时,国民党当局关防不严,国内护卫不力,也给了日寇可乘之机。“这种处心积虑、不惜一切的狂热,恐怕在世界间谍史上也是空前的,或许日本特有的‘武士道’和‘忍者’才有这股邪劲儿。”成洋说。
“作战地图本是日军的侵略武器,有了它们,日军才会对我国地形了如指掌,长驱直入,如入自家庭院。”时至今日,大批军用地图肯定还整套地在日本珍藏,只需借用最新卫星侦察手段加以修正完善,就可以制成符合我国现状的新版本了。
“收藏地图就是收藏历史的瞬间,妄改历史也罢,篡改教科书也罢,地图会原原本本地圈点出岁月的痕迹,战争铁证白纸黑字,这些地图为驳斥当前一些日本人否认日本侵华历史,又提供了一件历史铁证。”成洋如是说。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