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具有时代高度的中国历史学

内容摘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小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的重大史学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大典、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华儒藏工程、边疆研究工程、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项目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和牵引作用。面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时代命题,我国历史学者必须承担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同时,还必须强化当代中国的历史学理论研究,尽快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具体的历史研究,这是今后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也迎来了大发展。我国历史学发展总体上取得显著成就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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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也迎来了大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走出“文革”带来的“史学危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我国历史学一些领域的突出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更好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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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学发展总体上取得显著成就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历史学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大发展时代。历史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国历史学工作者需要承担起怎样的时代使命?带着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比如,在中国通史方面,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刘大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册,李新、陈铁健总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十二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在中国现代史方面,有当代中国研究所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龚育之、金冲及等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五卷则包括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在中共党史方面,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两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六卷,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八卷,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编的《非洲通史》三卷,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十三卷,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美国通史》六卷。这些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学发展的成就。

  回应时代需求 解决现实问题

至于各具体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法律、军事、民族、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大量论著问世。这些论著都是在近代以来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史学成果,更不要说1949年前的史学成果了。

  受访学者在回顾我国历史学40年取得的成就时满怀激动和自豪。在山东大学教授赵兴胜看来,如同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和繁荣的历史时期。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史学研究队伍显著壮大,史学生产力空前强盛;学术环境极大改善;学术成果极大丰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能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从中受益。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扩大,历史学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获得资助。国家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历史学发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研究工程、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小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的重大史学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大典、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华儒藏工程、边疆研究工程、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项目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和牵引作用。曾侯乙大型墓葬、郭店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葬等大量考古新资料的出土和发现,给历史学研究者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大惊喜”。与此同时,历史学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也得到交叉创新,如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得到重视并被利用,历史学与各专门学科相互渗透并形成互鉴共赢格局。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历史学在回应时代需求并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了蓬勃发展。“我国历史研究在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在关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形成连绵不断的研究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玉河举例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要求史学界关注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问题并提供历史借鉴,从而在史学界兴起了研究中国西部开发史的热潮;1998年的抗洪救灾行动引起的新一轮治水高潮,要求史学界担当起研究中外历史上水患及其治理的责任,从而在史学界掀起了水利史研究热潮;“非典”的袭击引发了人们对医疗卫生问题的关注,瘟疫史、疾病史、公共卫生史研究随之兴起;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催生了史学界对于环境史、生态史的研究;边疆问题引发了史学界对于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史学界立刻给予学理支撑并做出积极回应,同时深化了对于中国古代与中亚关系史和海上丝绸之路史的研究。

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让史学界确认了夏代的存在。文献记载上的夏代被考古学研究证实,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进入了历史学者的视野。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学呈现出在方法更新和研究积累方面都不断走上更高台阶的发展面貌。”四川大学教授陈廷湘表示,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社会问题越复杂、越广泛、越深刻。历史研究的兴趣总是与现实问题高度关联,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更切近的历史参照,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新兴大潮。

在突破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夷夏东西说以后,中原中心论曾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那么,我们的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黄河流域以外多个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考古发掘的丰富材料使史学界认识到,我们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是多元的,可谓繁星满天。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逐渐走向“一体”,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二里头二期遗址表明“一体”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工具国家出现了,文明已经走到历史的大门口。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相互参证,使我们对夏商时期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它们再也不是传说时代,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存在。

奥门永利误乐域,   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组织的清史纂修工程,极大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汇集一大批清史学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修史传统,对清史开展全面研究。经过10余年时间,清史纂修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多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不久就应该可以与公众见面了。

  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中国当前的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历史学应注重研究各民族国家实现社会现代转型、发展社会经济、参与国际事务、谋求民族国家利益的历史进程,注重研究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与趋向,注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智力支撑。”陈廷湘表示。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认识

  历史学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始终致力于以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作为今天的镜鉴。赵兴胜认为,当代史学界要扎实开展学术研究,深入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陈廷湘也表示,历史学者应秉持求真精神,通过深入研究,尽可能揭示历史演进的客观进程,取得规律性认知,为中国人民认识当代的发展道路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参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学科对象的变化。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作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20年前,我国史学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为这样分期并不科学。因为,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年至1949年中国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即以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199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明确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概念,无疑是一种学术进步。在这个学科概念下,中国近代史包括了晚清历史和全部民国历史。学者可以从长达100多年的长时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便于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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