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走红海外 “麦家热”能否复制奥门永利误乐域:

  翻译是打破文化隔阂、沟通中西交流的桥梁。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葛浩文、陈安娜、蓝诗玲等寥寥数人,目前既被中国作家信任又能够得到西方读者认可的翻译家少之又少,这无疑成为了制约当代文学出海的又一瓶颈。

出版界采用细分模式,推动版权输出多元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家版权输出模式,可因地制宜细分为多种。如以影视带动国际版权的“山楂树模式”,带作家到海外宣传的“作家走出去”模式,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互译”模式,“作家经纪”模式等。

  解

打磨版权经纪和图书发行渠道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又很难回避。”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经理陈建军坦言,很多好作品蕴含的民族特色,外国读者既很难理解,也不感兴趣。

除了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实力派作家,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至海外,受到海外读者关注。

  少数作品走红未能形成规模效应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刘乔看来,翻译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在海外营销成功后才会涉及全书翻译,而且整本书的翻译由海外出版社‘钦定’译者。对于国内出版社来说,海外营销才真正是横在面前的一道坎。”刘乔说。

版权经纪人制度在国外历史很长,经纪人替作家打理出版和版权事务,把他们介绍给外国出版社和读者。优秀的版权经纪人需要熟悉对象国市场行情与读者兴趣,通过敏锐的眼光有的放矢地推荐作品。目前,我国不少出版社正在尝试建立版权经纪人制度,一些作家的版权代理意识也在加强,将自己的作品的海外出版交给版权经纪人打理。

  鉴于市场上国际版权运营人才的严重匮乏,安徽出版集团、重庆出版集团等都在尝试内部培养相关人才,每年选派“苗子”驻外学习,但效果如何,仍需长期观察。而对于沟通中西、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牵线搭桥的汉学家的培养,则更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如麦家所说,马悦然、葛浩文等老一代在国际上颇具声望的汉学家已经日渐老去,年轻汉学家培养尚需时日,要多些耐心。

某种程度上说,优秀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决定了未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能够走多远。“海外真正能够深切理解中国文化,熟悉当代文学的译者还很不够。现在从事当代文学翻译的译者,相当一部分是海外的汉学家,比如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罗鹏(Carlos Rojas)、白睿文(Michael
Berry)等,这些人其实都是横跨学术和翻译两个领域,我觉得由他们来做翻译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季进说。

  莫言的获奖极大提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信心,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莫言自己,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似乎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增长。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文学研究者,都对当代文学走出去期望很高。“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但实际效果与预期和投入还是存在较大落差。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困惑,中国当代文学“出海”不畅,问题到底出在哪?

翻译是当代文学走向海外的第一个环节,美国翻译家顾爱玲认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首先需要好的译者。”

  其实,这种反应并不奇怪。近些年,中国当代文学中能够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作品屈指可数。大部分作家的作品似乎只能在国外汉学界的小圈子里兜兜转转,难以在大众图书市场掀起波澜。除了2012年莫言因获诺奖而名噪一时外,近几年能够真正在欧美市场走红的,就只有2005年创下当时海外版权交易记录的《狼图腾》等极少数作品。 

国内正凝聚一批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翻译家,他们既能找准海外读者的兴趣点,又能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转换,消弭不同语种、文化、审美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作品在全新接受语境中焕发生命力。

 

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不仅风靡世界各国,更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屡屡获奖。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先后斩获“雨果奖”。不仅普通读者,扎克伯格、奥巴马等人也是《三体》的粉丝。季进认为,成功的翻译是这部作品在海外广受好评的原因,“《三体》的成功特别得益于它的译者刘宇昆把小说翻译成了一个非常地道的英文科幻小说。”

  加大汉学家、版权营销人才培养力度

有意识培养优秀翻译人才

  显然,上述几位作家、几部作品的走红,更像是零敲碎打,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出去”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真正“走进去”是摆在作家、出版界和翻译界面前的新课题。

  对于那些有志于走出去的出版社来说,版权运作方式的商业化、国际化是急需加强的。刘乔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驻法国的欧洲版权代理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启动人文社中国作家版权在欧洲大陆的独家代理销售机制。“这种做法符合国际市场规律和各国市场特点,大大促进了人文社在欧洲版权输出的推广力度和文化渗透深度。”刘乔说。

●选择好的出版社非常重要

  “我们目前在海外版权输出上能取得一些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有一位很优秀的版权经理,他曾经长期生活工作在国外,从事过外交工作。但这种人才我们太缺了。”陈建军说。重庆出版集团从2004年左右就开始尝试进入国际版权市场并参与推出了“重述神话”系列书系,反响不错。

刘江凯说:“我认识的一位版权代理人在荷兰莱顿大学获文学博士后定居荷兰后从事图书版权代理。我对这类在中国长大、接受过专业中文训练,又在国外学习定居,从事版权代理的人非常期待。”

  而重庆出版集团则尝试了另外一条路子。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出售作品版权,而是希望能深度参与到国际图书市场的出版业务中,与国外出版社一同策划,推出既具中国特色,又能契合国际图书市场运作规律的文学作品。

《今日中国文学》

  做好海外营销,人才是关键。考虑到文化的巨大差异,拥有国际视野、外语优势的版权运营人才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成为各出版社炙手可热的红人。

目前,优秀译者和译作还有待增加。刘江凯认为,翻译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流失和被改写的问题值得重视。一些译者为了迎合西方审美,存在“曲解”故事的情况。除此之外,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翻译不算作学术成果也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对文学翻译的积极性不高。

  同时,这位业内人士观察发现,政府和出版机构的“走出去”项目大多缺少系统性的评估机制,“只是以书出来了没有作为考察效果,但在海外卖了多少本,反响怎么样,没有纳入统计”。

版权经纪人谭光磊通过巡回宣传,参加国际书展,为作品写详细的审读报告、分章大纲,准备各种语言的样稿,使麦家的《解密》在海外大获成功。“像莫言、苏童、余华、阎连科、麦家、毕飞宇等海外传播做得比较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经纪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应该更多地依靠这些文学经纪人。”季进说。

  多次参加书展和海外交流活动后,刘乔发现海外读者对城市化题材、聚焦人物命运的作品更感兴趣,他们不欢迎过长的篇幅,也受不了通篇煽情的文字。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江凯表示,根据翻译作品数量和研究数量两者或者其中之一超过5篇的标准,莫言、苏童等关注度高,刘慈欣、麦家的作品较受欢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建彬认为:“目前,莫言、余华、残雪等人在海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

  海外推广项目缺少评估机制

去年8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等发布的《2018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共有520家出版社的24757种2017年版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相比于其他门类的中文图书,当代文学作品具有更高的受欢迎程度。

奥门永利误乐域,  在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发力的方式。业内人士介绍,近年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当代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政府项目持续发力,将一大批优秀中国图书推广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覆盖五六十个语种,并引导国内出版由“推着走出去”发展到“争着走出去”。这些项目一开始采取赠送版权的方式,但国内赠送的未必是国外想要的,效果不理想;后来尝试支持版权交易,国外出版社看中某本书,与国内出版社达成出版协议,这时政府再给资助,市场化运作提升了推广效果。

美国青年艾瑞克·阿布汉森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已经十多年了。2007年,他与朋友一起创立了“纸托邦”(Paper
Republic)。这是一个中国文学英译者的“线上联盟”,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译者,力图通过高质量的译本将优秀的中国作品通过互联网介绍到英语世界,吸引外国读者与版权经纪人的注意。

  析

“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以外语为母语的译者,因为在当代文学的翻译过程当中,比起我们这些非母语译者,他们更能够体会外语语言背后微妙的文化性内涵,也更能够适应国外的文化和市场环境。”季进说。

  在从事国际出版咨询业务多年的李程看来,文学“出海”犹如大厨做菜,提供新鲜新奇菜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适应“食客”的口味,有的放矢。电影《失恋33天》被作为国礼赠送给阿根廷,《狼图腾》《山楂树之恋》等优秀通俗文学作品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就是典型案例。由此可见,能够在国外掀起波澜,引起较高关注的,并不一定非得是严肃的纯文学作品。有专家认为,文学“出海”不能只盯着纯文学,相关部门应加大对通俗文学走出去的扶持力度,实现两条腿走路。

苏童的作品是影视带动文学传播的一个案例,不少外国读者是先看了张艺谋的电影,进而对苏童的小说产生兴趣的。在亚马逊网站《大红灯笼高高挂》英文版销售页面,美国读者弗兰克评论说:“我读这本书里第一部小说《妻妾成群》的目的是和电影进行对比。”里奇评论说:“我很喜欢《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渴望去看看赋予这部影片灵感的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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