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门永利误乐域人物 | 林白:女作家肯定会冲破自怜

《一个人的战争》让读者记住了林白这个以急切、自我的笔触揭示女性心灵矛盾的女性作家,她在后来的《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中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女性视角”的轨道上。这部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把《一个人的战争》和《妇女闲聊录》的故事“整合”在一起,逼人心灵的叙述强度或许减弱,但对人的宽容与谅解却慢慢凸显,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就予以关切的人性问题,被提炼得更加内敛,引人深思。

原标题:人物 | 林白:女作家肯定会冲破自怜

  这尤其体现在作品借助主人公海虹的视角所观察到的道良这一人物形象上。上世纪90年代,当商品经济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道良却躲在小小的书房里摆弄古董,习字冥思。这位50年代的大学生被隔绝在世风日变的历史之外。海虹虽然并不接受商品经济的实用哲学,但她更不能接受丈夫道良以陈腐的方式把自己隔绝于历史之外。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迫使海虹像《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那样选择离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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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生长于广西,1980年代作为诗人活跃于文坛,后来创作大量小说,是当代中国女性经验最重要的书写者之一。年轻时被称呼“女作家”,林白视之为偏见,现在她更加认同女性身份,认为“女人的可能性比男人更多”。(受访者供图/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在这一过程中插入了年迈的道良每天辛苦接送女儿上学以及海虹在长途火车卧铺车厢恍惚遇见出走的道良等细节。如果说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对丈夫只有埋怨憎恨,《北去来辞》则令人惊异地出现了原谅的声音。这与其说是海虹心理的某种成熟,还不如说是林白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发展,是最近几年女性小说日渐显露更为丰富复杂的叙述层次的结果。小说最为动人的部分,是海虹在火车上遇见道良后,突然发现道良在她心中已经超越了夫妇两性的层次,变成一个离散的亲人,这促使她下定决心,用离婚不离家的古老生活方式,与年迈的道良和青春叛逆的女儿一起,共同抵御充满未知的90年代——这才是《北去来辞》真正的意义。

林白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已经是“一个正经的、大家认可的作家了”。从发表诗歌时被编辑压制开始,到出版成名作《一个人的战争》时引发的争议,背负着“女性作家”的标签,林白一直在矛盾和摇摆之间写作,重复书写着内心一些不能舍弃掉的事物。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而这样的写作方式,在被边缘化多年之后,在04年得到了中肯的评价::“她多年来的写作实践,一直在为隐秘的经验正名,并为个人生活史在写作中的合法地位提供新的文学证据。”

  道良的生活史贯穿了“十七年”、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守旧、忠实而博学的读书人虽然无法融入今天的生活,却极其深刻地折射出时代的巨变。反过来,女性视角反思中的道良形象又从独特的角度检讨了女性小说所走过的道路。如林白在《北去来辞》“后记”中所说:“我竭尽所能,要让海虹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够真确?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共存。”在小说里,这个“他者”就是道良,是道良帮助小说人物、作者与读者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如今,林白认为”女性作家“的标签是一种偏见:自己一方面淡化了女性身份,另一方面内心更加认同这个性别,“越来越觉得女人比男人更有神性,更坚忍更丰饶,觉得女人的可能性比男人更多,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全文共4983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文 / 李慕琰

编辑 / 宋宇 邢人俨 陈瑞迪

林白写及的女性命运,多年之后仍然现实。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

“当代女性就是要有很飞扬的生命状态。为什么老要写控诉、压抑的东西呢?”

作家林白从往昔获得了启示。她近来想起一件曾经忘记、释怀,从未对任何人说的事情。2018年8月初,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的午后,她忽然决定要把它写进小说或回忆录中。

奥门永利误乐域,1980年代,林白在广西时,有个诗歌编辑叫她到家里。那人理所当然地强吻她,她“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尖叫一声”,逃跑了。编辑在她背后警告:以后不要在他所在的杂志发表作品了。

“我受了很大的打击,整整一个星期不讲话。”林白当时认为,在那本杂志发表作品是最高等级,“那是个殿堂,完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单位、办公室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说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想开。”

后来林白还是发给那个编辑一组诗。四首一组,编辑抽出一首发表,剩下三首她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使坏,也不是不发,你在别的地方没法发了。我在广西的时候,起码有一年,开会,他谈到了所有写诗的作者,唯一不谈林白薇(注:林白的本名),他就不提我。我自己很压抑。”

1990年代,林白与陈染、海男等女性先锋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脚,引领一时风气。据学者陈思和总结,1990年代之后,女性写作形成崭新向度,“是一种着重于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

文学上的成功,使林白可以抛开那句威胁:“在《收获》发多好,在《人民文学》发多好,就是我超越了他。如果我没超越他,就会被他压倒;如果我超越了他,这就不是回事了。”

林白和那个编辑再无联系,后来收到对方寄来的一本诗集,书上标明某某糖厂赞助。“他要出一本诗多么困难,糖厂给钱,他才能把这本书买来寄给人,要不然出版社就不会印你的书。我的书谁都能出,对吧?就这个结构来说,我在他的上面,以这种方式:权力的变化,在文学上我变得更有权。”

假如未能借助文学,还有其他出路吗?林白想起一位早逝的女诗人,生前房子被人侵占。“她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人骚扰你,你只能嫁给他的上司,你才能在他的权力之上。”对此,林白感到莫大的讽刺。那个试图压制她的编辑,也去世多年了。在作品中,她经常写到爱情关系当中的伤害。而对于曾经认为窄化自己的标签,她有了新思考。

2018年5月到9月,林白的几部作品陆续再版,包括她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林白写及的女性命运,多年之后仍然现实。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

在一篇关于林白的著名论文中,学者程光炜形容林白“为多米和海红几乎花费了半生的岁月”——那是她的小说人物。程光炜认为林白小说的自我重复率很高,“这里面一定有某种她无法舍弃的东西,某个她不能忘却的问题,但这里头有幸运,有命运,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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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林白与陈染、海男等女性先锋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脚。学者陈思和认为,当时的女性写作“是一种着重于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图为林白(右)与作家迟子建。(受访者供图/图)

“这样来看一个作品,不知会损耗多少东西”

年轻时被称为“女作家”,林白视之为偏见,“仿佛被放到了一边,被按照另外一种标准来要求”。她最近对媒体讲,如今自己一方面淡化了女性身份,另一方面内心更加认同这个性别,“越来越觉得女人比男人更有神性,更坚忍更丰饶,觉得女人的可能性比男人更多,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林白并不热衷于理论。写作时,她思维跳跃,信任直觉,“不是说很深入地、细微地要洞察一个东西,再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2013年,她在一次采访中诉苦,标签让自己太难受了。用在早期的作品也许还凑合,现在则不然:“把我圈得太死了。这样来看一个作品,不知会损耗多少东西!”

受写诗影响,林白的小说语言纯净、唯美。她曾想尝试一种“粗粝、有点脏但很生动的语言风格”,但总下不了手。回过头思考,她觉得唯美不够好,“缺乏力量”。

在林白看来,女性作家要是写得不够好,会露出自怜——“伤感、青春易逝、爱情又失去了等等”。“自怜很要不得,自恋、自私都可以,自怜是很低级的。”林白认为,女作家到了一定程度,肯定会冲破自怜,“要不她成长不了。”

现在林白60岁了,“活到了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年岁”。她“从小害怕这个世界”,生人、熟人、亲人甚至猫狗都能对她产生压迫;打坐、念咒、练曹全碑后,她整个人松弛下来,紧张与不安减少了。

但她仍不喜欢当众说话,出版社安排活动,一见要演讲,立刻推辞。接受书面采访,她常简短回复,回答不如问题长。一来由于体力虚弱,她常年维持37公斤体重,近来勉强超过40公斤,容易疲惫,每天也只写作一两个小时;二来她还是局促,众目睽睽下,“脑子完全是懵的,太可怕了”。

林白还在反省和修正自己的观念。1996年,她曾在一次会谈中表述自己的写作出发点:为了缓解与世界的冲突。现在不一样了。“你不招它,它招你啊,它侵犯到你了。”林白反问,“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难道没有触动吗?”

和出版社商谈重版作品的前一晚,林白想起自己18年前出版的小说《玻璃虫》。她曾“彻底否定”这本书,眼下临时决定把它与《万物花开》《北去来辞》合计为“女性三部曲”再次出版。

《玻璃虫》是一部虚构的电影生涯回忆录,林白自觉其“充满了未经反省的荷尔蒙,轻狂之处甚多”。2013年,因一次采访,她才坦然回看,从头至尾修改了一遍,“整页整页删掉”。她自省,这部小说并不深刻,人物刻画不算微妙,但贵在打开了内心桎梏,有“飞扬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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